明末清初思想家论“任法与任吏”
2019-07-31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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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晋藩

 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、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

  

  善法与良吏的相结合,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一个成熟的治国方略。任法与任吏相统一的王朝多为盛世,如汉文景之治、唐贞观之治既有良法也有执法的贤吏。对此,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等也多有论述。

  

  为了克服明末法制的乱象,黄宗羲强调“有治法而后有治人。”他虽然重视治法,希望由此恢复法律秩序,但并忽视治人(治吏)的重要性,只是在政治比重上治法优先于治人而已。所谓治法是指制定以国家政策为依据,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为准绳,以增删旧制为依归,以选择律学家起草的律文为蓝本,经过反复斟酌而成的国家大法。在这个过程中,体现了治“法”的功能。

  

  在治法与治吏的结合上,王夫之作出了远比黄宗羲丰富的理论阐发,他说:“任法任人,皆言治也,而言治者曰:任法不如任人。虽然,任人而废法,则下以合离为毁誉,上以好恶为取舍,废职业,徇虚名,逞私意,皆其弊也。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:是治道之螙也,非法而何以齐之?故申、韩之说,与王道而争胜。”在王夫之看来,法是人君制定的,人君依靠法律饬吏治、恤民隐。所以“天下将治,先有制法之主,虽不善,贤于无法也”。“民气之不可使不静,非法而无以静之。”但是,他反对只任法不任人,指出:“法者非必治,治者其人也。”所以,“治之敝也,任法而不任人”。任法而不任人“未足以治天下”,是“治之敝也”。因为“律令繁,而狱吏得以缘饰以文其滥。……律之设也多门,于彼于此而皆可坐。意为轻重,贿为出入,……辩莫能折,威莫能制也。”而且“法之立也有限,而人之犯也无方。以有限之法,尽无方之慝,是诚有所不能该矣。”因此,他也重视执法之吏。

  

  如果说治法的终极目的在于制定一部善法,那么治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建立起贤吏执法的官僚系统。清初思想家针对明末吏治的败坏,有针对性地提出治吏的主张。其一,不得“舍大臣而任小臣,舍旧臣而任新进,舍敦厚宽恕之士,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”,如果使之操法,势必造成“国事大乱……小人进而君子危,不可挽矣”的危局。明末的政治态势恰恰是如此,所以他发出了“任人而废法,是治道之蠹也”,势将造成“下以合离为毁誉,上以好恶为取舍,废职业,徇虚名,逞私意”的种种弊病。因此,王夫之多次肯定了曹操“任法课能,矫之以趋于刑名”的为政之道。

  

  其次,鉴于明末官场上“流品不清”、“铨选不审”、“秉宪不廉”、“荐剡吹嘘”种种乱象,王夫之主张严以治吏,他说:“严者,治吏之经也;宽者,养民之纬也。”如果“驭吏以宽,而民之残也乃甚。”王夫之关于“严以治吏,宽以养民”的理论是适合于任何时代的,这是他《读通鉴论》总结出来的极为有价值的历史镜鉴。

  

  为了贯彻严于治吏的主张,王夫之强调“严治上官”,他说:“严下吏之贪,而不问上官,法益峻,贪益甚,政益乱,民益死,国乃以亡。”只有“严之于上官”,才会“贪息于守令,下逮于薄尉胥隶,皆喙息而不敢逞。……吏安职业,民无怨尤,而天下已平矣。”贪酷之吏不除,犹如“养百万虎狼于民间”,必须立法严治,否则“法不立,诛不必,而欲为吏者之毋贪,不可得也。”

  

  顾炎武也非常重视整饬吏治,他说:“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,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,而又为之立闾师,设乡校,存清议于州里,以佐刑罚之穷。”他盛赞唐朝“以礼坊民,而法行于贵戚”的作法。这同王夫之的法贵责上是一致的。

  

  其三,严惩胥吏专权。由于明科举考试创设了“八股”的格式,只讲求文章形式上的逐段对偶、堆砌雕琢,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,比起唐宋以诗文取士,更加禁锢士人的思想。这是强化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映。顾炎武曾经痛切地指出:“愚以为八股之害,等于焚书,而败坏人材,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。”以八股作为敲门砖的官员对司法茫然无知,不得不依靠胥吏,使得胥吏得以操纵司法,玩法行私,以致胥吏擅权是明朝司法丛弊之薮。所以黄宗羲将治吏的锋芒指向了胥吏,他说胥吏“创为文网以济为私。凡今所设施之科条,皆出于吏,是以天下有吏之法,无朝廷之法……京师权要之吏,顶首皆数千金,父传之子,兄传之弟……今天下无封建之国,有封建之吏。”

  

  其四,面对明朝覆亡以后,一些官僚士大夫,如钱谦益、侯朝宗之流纷纷降清以求仕进。因此,王夫之主张除依法整饬吏治外,还从正面强调官吏需要重视“名教”、“名节”;顾炎武阐述了士人要有知耻之心,他说:“士人有廉耻,则天下有风俗。”又说:“耻之于人大矣!……士而不先言耻,则为无本之人。”为正人心风俗,顾炎武认为教化为先。他说:“教化者,朝廷之先务;廉耻者,士人之美节;风俗者,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,则士人有廉耻;士人有廉耻,则天下有风俗。”

  

  清初思想家任法与任吏相统一的观点,具体表现为:“择人而授以法,使之遵焉”,“进长者以司刑狱,而使守画一之法”。他们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执一端的偏见,也是就明末法制废弛,官吏贪暴的恶劣现实而发的,是抨击,也是矫弊;是对以往的总结,也是对未来的期望。

  

  链接:唐宋对善法良吏的认识与重视

  

  汉唐以来,严于执法之吏,不仅纠正了君主以臆违法的缺失,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法律的权威,造就了难得的法制秩序,出现了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的盛世。例如,汉文帝时,廷尉张释之依法判处一名“犯跸”者罚金四两,文帝意欲重判,张释之义正辞严的谏诤,使文帝折服,肯定了其所断之刑,并赞许说:“廷尉当是也。”又如,贞观年间,唐太宗曾下令,凡诈冒资荫者,处死刑。不久,温州司户参军柳雄诈冒资荫事发,大理寺少卿戴胄却对其判处流刑。结果,太宗非但没有责怪戴胄,反而褒奖他说:“朕法有所失,卿能正之,朕复何忧也?”在唐太宗的影响下,贞观一朝形成了以求实务实相标榜的政治风气。

  

  北宋时期,著名思想家王安石一方面重视制定善法,他说:“立善法于天下,则天下治,立善法于一国,则一国治”;另一方面,为了发挥善法的治世之功,他在变法改革的实践中十分强调良吏执法的重要性。他以五代时期晋、梁、唐三帝不重法制、不任贤才,以致“灾稔祸变”为例,建议皇帝“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,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”。又如,他在《翰林学士除三司使》等文中明确提出“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”,“吏不良,则有法而莫守”等著名观点。这些论述,并非空穴来风,未尝不是他在变法改革中的切身感受。南宋时期,朱熹立足于地方官的施政经验,在《论治道》中阐述了他对任法与任人关系的认识。他说:“大抵立法必有弊,未有无弊之法,其要只在得人。若是个人,则法虽不善,亦占分数多了;若非其人,则有善法,亦何益于事!”他认为立法必有弊,要在得人,可以弥补法之弊。

  

  (本文刊载于《人民法治》2018年11月号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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